自2004年 《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 提出建立食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至今已有十多年。
然而這十年食品事故層出不窮，食品從業人員的道德底線被一次次地刷新，消費者對國內食品的現狀的信心降至最低點。
在這段時間里，中央乃至各級地方政府為了保障食品安全出臺了多項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建立食品追溯體系。 2011年，上海市投資1.98億元用于提升食品追溯體系建設速度和擴大覆蓋面，形成以肉類、蔬菜、水產、糧食(大米、面粉)及水果、南北貨等為重點的流通領域主副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
2012年，國家重點食品(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物聯網應用示范工程項目啟動，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牽頭，總投資9億元。
2013年，我國肉菜流通追溯體系計劃在“十二五”期間覆蓋所有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預計未來三年總投入為15億元。
2014年，武漢市政府開始籌建武漢市肉菜質量的追溯系統，初步預算為5000萬元。
2015年，深圳計劃用5年將深圳市打造成為全國標準最嚴的“食品安全特區”，啟動了以風險交流、檢測體系和信息化建設為重點內容的食品藥品安全重大民生工程，項目投資24.42億元。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進重要產品追溯體系建設的意見》推進產品追溯的指導實施。
 
實際上以上數十億元資金只是中國每年進行食品溯源項目投資的冰山一角，自2010年以來，各級地方政府、企業在食品追溯方面的投入不下千億元，然而這些由政府主導，企業操刀執行的食品溯源項目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政府主導
由政府主導進行的食品溯源有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端，容易受到企業和監管部門的影響，此前存在監管部門指定服務商的情況，監管部門、企業、被指定的服務商之間易滋生信息不透明、相關人員權利尋租、利益綁定的不良狀況。
從長遠看，促生了溯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對溯源體系建設工作的推廣也是一種破壞行為。
企業主導
企業自主完成溯源體系建設，幾乎是不現實的。
一方面，企業自行建立的溯源監管系統功能單一、作用有限、費時費力，加大成本的同時又無法發揮出溯源的實際作用，更與“社會共治、信息共享”的監管形式相悖。
另一方面，每個企業建立大數據平臺是不現實的，溯源更是需要大數據支持。有能力自建溯源體系的企業必然具備較大規模，實力較強，而更多的不具備如此規模的企業只能望而興嘆，因此，這類方式無法實現全國性的大幅度推廣。
 
第三方追溯平臺主導
相對于由政府、企業主導，第三方食品追溯平臺的優勢在于實時在線生成信息，而且第三方意味著公正與公平，不受企業和監管部門的影響，提供的溯源技術更加規范化、全面化，真正實現“投入少，收益大”。
 
科諾科技溯源平臺，一站式食品、農產品、商品追溯、O2O營銷云服務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為每個產品賦予唯一身份證。